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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学术观点 | 查明建：论莎士比亚的经典性与世界性 [打印本页]

作者: Jesonlin 时间: 2020-12-31 16:18
标题: 学术观点 | 查明建：论莎士比亚的经典性与世界性
摘要： 莎士比亚被视为西方经典的核心,并且跨越了西方,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符号和世界不同文化共享的精神资源。莎士比亚在不同文化中的解读、想象、建构、发明、衍生,使其意义不断生成、转化与增值,体现了莎士比亚的普适性、可变性、现代性、多元文化性等作为世界经典的诸多品质。这些品质的核心则是莎士比亚作品的经典性与世界性。莎士比亚对人性富有哲理性的揭示,成为“文学是人学”的生动典范;其高超的“有意味的形式”,形成了以“莎士比亚化”为特征的莎士比亚独特的诗学。人性与文学性、思与诗、人学与诗学在莎士比亚经典剧作中得以完美的融合和精彩的呈现,由此奠定了莎士比亚的经典性和世界性。
关键词： 莎士比亚; 经典性; 世界性; 人性; 有意味的形式
作者简介：查明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理论、翻译文学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文化研究。
来源：《外语教学与研究》2018年第6期

莎士比亚是英国国际性的象征资本和文化资本。莎士比亚的人文性、艺术性及由此产生的语言、文化、社会影响力,已成为英国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莎士比亚的文化影响力已远远超出英语世界,而成为一个全球共享的世界性文化符号。

2016年是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全球性丰富多样的莎士比亚纪念活动再次凸显了莎士比亚世界性的影响力和历经数百年而有增无减的人文魅力。四百多年来,莎士比亚经受了各种各样的解读和批评,一部世界莎评史就是莎士比亚的经典建构史和重构史。

论及莎士比亚,人们常常会用到以下关键词:世界性、普适性、永恒性、经典性、审美性、可变性、现代性、多元文化性。这些关键词都触及莎士比亚之所以是“莎士比亚”的经典品质。在这些品质中,什么是莎士比亚的核心品质?本文认为,莎士比亚的核心品质,就是其作品人性主题的世界性和艺术形式的经典性。普适性、审美性、可变性、现代性、多元文化性是莎士比亚核心品质在跨时空、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显现的结果,是其核心品质的外在体现。

一、莎士比亚世界性的表征:普适性、可变性、现代性
莎士比亚的世界之旅最早是德国、法国,之后延伸至欧洲其他国家。从19世纪开始,莎士比亚正式走出欧洲,开始其全球文化之旅。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莎士比亚作品的翻译、演出、影视改编及莎士比亚文化商品的生产,勃然兴盛,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莎士比亚产业(Shakespeare industry)。莎士比亚的全球传播是20世纪最引人瞩目的世界文化现象,生动体现了莎士比亚的世界性。

莎士比亚的世界性首先体现在他的普适性和可变性。莎士比亚不仅能满足不同文化的需求,还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可以被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不同群体挪用,而内化为各个不同的“我们的莎士比亚”。比如在印度,对莎士比亚的接受就相继经历了“帝国模式”“殖民模式”“挪用模式”等(参见肯尼迪、谢艺2000:26-28)。在中国,莎士比亚的译介和演出促进了中国现代戏剧的兴起和发展。莎剧在现代中国的演出有很强的现实目的和时代性。例如,为讽刺袁世凯复辟帝制、反对其接受出卖中国利益的二十一条,1916年,药风新剧社上演了根据《麦克白斯》改编的《窃国贼》,导社演出了根据《哈姆雷特》改编的《乱国奸雄》。正是因为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对莎士比亚的挪用,因此“不存在一位固定不变的莎士比亚”(Said 1985:92),而是一个繁复多样、动态演变的莎士比亚形象谱系。甚至在同一个国家,莎士比亚形象也是变化多样的。在印度的莎士比亚改编史中,就出现了五个不同的莎士比亚:英语的莎士比亚、本土化的莎士比亚、普遍化的莎士比亚、地方化的莎士比亚及后殖民的莎士比亚(参见杨林贵、乔雪瑛2014:14)。在20世纪中国,莎士比亚也经历了从词人、名优到诗人、戏本小说家,从受批判的人性论鼓吹者到受赞扬的现实主义代表,从人性的探索者到天才艺术家、世界文化巨人等历时性的形象嬗变。即使在西方,莎士比亚的形象也不是固定的。因为语言的转换,英国本土之外的莎士比亚演出“听起来好像是新的剧目”(Kennedy 1993:5)。二战后,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由于翻译、后现代自由改写以及政治、意识形态意图等多方面原因,莎剧在西欧、中欧、东欧和前苏联的演出与原作差异非常明显(同上:1-17)。从不同的理论角度看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也就呈现不同的形象:在社会性剧作家眼中,莎士比亚是西方反动人性价值观的代表;在女性剧作家眼中,他是父权政治的化身;在后殖民主义者眼中,他是一个服务于全球文化霸权的欧洲殖民文化的符号(参见陈红薇2015:39)。可见,莎士比亚的普适性与其可变性相伴生,莎士比亚若没有足够的可变性,就不可能具有普适性而得以在全球传播。

莎士比亚的世界性还体现在其与时俱进、可以自我不断更新的现代性。莎士比亚似乎有神奇的力量,可以轻易地穿越数百年的时空,很自然地进入世界当下话题的讨论。“莎士比亚无处不在”(Bloom 1998:3)。莎士比亚之所以能吸引当代人不断对他回顾和解读,就是因为当代人所处的境遇,所面对的各种社会问题,所面临的人生困境,依然可以从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参照,可以借助莎士比亚戏剧“获得对我们的世界及其当下危机的认识”(DiPietro&Grady 2013:7),比如,难民问题与《错中错》《冬天的故事》;文明冲突与《特洛埃勒斯与克雷雪达》《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种族歧视和偏见与《威尼斯商人》《奥赛罗》,等等(参见章晓英2016:78)。这当然不是说莎士比亚早在四百多年前就预料到当代人所可能遇到的现实问题,而是不同时代的人总是能从莎士比亚剧作中找到某种参照,获得一些启示。

莎剧的现代性翻译、改编、本土化演出、影视作品及对当代话题的参与,是促使莎士比亚现代性生长的重要原因。莎士比亚剧作本身就具有某些现代性因素,用现代理论来阐释莎士比亚,挖掘其现代性内容,也是莎士比亚现代性发展的重要途径。另外,20世纪以来的诸多文学、文化理论,从新批评、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行动者网络理论,从弗洛伊德、拉康心理分析到女性主义、酷儿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到新历史主义和后殖民理论,都将莎士比亚作为其理论方法的重要对话者和参与者。它们从莎士比亚创作中得到启发,从中获取理论建构资源,继而又将其理论反馈运用于莎剧批评实践(参见Harris2010:1-6),这样,既进一步拓展了莎士比亚阐释空间,又开掘或“发明”了莎士比亚现代性内涵。

由此可看出,莎士比亚的世界性是从两个向度拓展而不断丰富的。一方面,莎士比亚容纳了不同国家、不同语言、不同形式的改编、改写、演绎,在不同文化中生存和衍生;另一方面,“我们一直在发明着莎士比亚”(Taylor 1989:4),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翻译、改编所生产的莎士比亚,就是新发明的“莎士比亚”。这些本土化、时代化的复数“莎士比亚”,多元共生,他们与原典意义上的莎士比亚构成互文和互动关系。这两个向度,无论是向外拓展还是向内挖掘,都以莎士比亚为核心而共时性进行,形成了动态、多元的莎士比亚世界性系统。莎士比亚的世界性,正是在这种内化、发明与反哺、增益的动态循环过程中,不断创造、衍生。

二、莎士比亚主题的世界性:人与人性
莎士比亚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跨时空、跨民族传播,并且可容纳各种文化的解读、各种形式的改编,经久不衰、历久弥新,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中的经典,其根本原因是什么?莎士比亚作品所体现出的世界性和经典性,自然将我们引向对莎士比亚永恒价值的思考。因为,“相对于莎剧永恒的价值而言,莎士比亚思想的来源,或者这些思想与时代的关系都是次要的。我们必须发掘的正是那些永恒的价值”(布鲁姆、雅法2009:2-3)。

莎士比亚的永恒价值源自其作品,具体而言,源自其作品的主题及主题内涵的深广度。有学者认为:“莎士比亚之所以能超越时间,正因为他总是把人类情感这一主题放在深广的语境下,放在阶级、种族、性别和历史文化的语境下”(沈林2010:138)。本文认为,莎剧的主题,应该不仅是人类情感,甚至也不仅是我们通常所阐释的“人文主义理念与社会现实的冲突”。莎剧主题如果仅是人文主义理念与社会现实的冲突,莎剧就不会有世界性和普遍性,而只能停留在世界文学史意义上的静态经典的层面上了;如果其主题仅涉及人类情感,莎剧也就缺乏了深刻性,而不会有跨时空、跨文化的穿透力。

布鲁姆(2006:21)说:“如果说世界上存在某种普遍性艺术,那就是莎士比亚艺术。对于莎士比亚时代的人,这一点是天经地义的;对于我们,这一点同样天经地义。如果说,莎士比亚身上有什么神秘性,那就是:我们的世界以及在他眼里具有利用价值的一切文学艺术,到了莎士比亚手里都能‘为我所用’,且应用自如”。布鲁姆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并不能解释莎士比亚的世界性和普遍性。莎士比亚充分借鉴和利用了他之前及他同时代作家的创作经验,如乔叟的人物刻画艺术和马洛的叙事技巧,而成为他那个时代的杰出剧作家。吸收前人的艺术手法,博采众长、化为己有而自成一家者,世界文学史上不乏其人,为何莎士比亚就能超越时间,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看来,不仅是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问题,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布鲁姆试图找出莎士比亚世界性、普遍性的原因,但他只是从审美性、心理学和宇宙观角度来阐释,认为莎士比亚的普遍性在于莎士比亚“将修辞学、心理学和宇宙学融会贯通,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他最伟大的戏剧作品里,根本无法将这三者相互区分开来”(同上:17)。如果说,修辞学、心理学涉及莎士比亚的艺术性,那么,宇宙学则是指莎士比亚的哲学观,按布鲁姆的这种解释,莎士比亚的世界性和普遍性就在于其将审美性与哲理性“融会贯通”,“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本文赞同这种解释,但同时又觉得这种解释比较抽象笼统、言不及义。

莎士比亚之所以是“莎士比亚”,有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他的创作以“人”为核心,人与人性主题贯穿了其作品;二是其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魅力。两者密切相关,一表一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但核心因素还是人与人性的主题,奠定了莎士比亚世界性和普遍性的基础。

“人”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核心。布洛克(1997:60)指出:“从来没有比他的剧本更加全面地表现了人的状态了”。约翰孙(S.Johnson)也指出,莎士比亚的故事情节需要罗马人或国王,“但他一心想的只是人”(转引自杨周翰1979:42)。

如果说,“文艺复兴于发现外部世界之外,由于它首先认识和揭示了丰满的完整的人性而取得了一项尤为伟大的成就”(布克哈特1981:302),那么,莎士比亚作为文艺复兴的杰出代表,其最重要的功绩,就是发现人,揭示人性,思考人类的生存境遇。不仅如此,文艺复兴“只有到了莎士比亚的创作中,这个‘人’才被发现得最全面、最丰富、最深刻,人文主义的内涵也才发展到了最完整的阶段”(蒋承勇2014:17)。

莎士比亚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尤其是哈姆雷特等典型人物,反映了人类所处境遇的普遍状况以及在这种境遇中人性的可能反应。约翰孙认为,“在其他诗人们的作品里,一个人物往往不过是一个个人;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他通常代表一个类型”(转引自杨周翰1979:39)。这是因为莎士比亚着眼的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典型人物所代表的普遍人性和生存困境。比如哈姆雷特,“他从自己想到了别人,想到了整个人类的处境,因此他对于生和死的感喟就脱出个人的荣辱而有了普遍意义”(王佐良1996:42)。也正是因为莎士比亚人物的类型性和典型性,因此,“哈姆雷特的困惑是我们所有人的困惑。这种困惑是所有处于矛盾之中的人都会感到的,但在一个变动剧烈的时刻更加突出”(同上:43)。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异化、孤独、荒诞等主题,也可视为哈姆雷特困惑的延续。

从人出发,关注人,探索人,表现人,是莎士比亚创作的核心。关注“人”,他的作品才迸发出永恒的人文主义光芒;探索“人”,他的作品中才发掘和刻画了各种各样的人性;用最有力、最恰当的文学方式去表现“人”,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了巨大的艺术魅力。

莎士比亚创作的中心是“人”,而在“人”之中,莎士比亚最为关注的是“人性”。人性是莎士比亚创作核心之核心。“莎士比亚忠于普遍的人性”(杨周翰1979:42),他所着意刻画的是共同的人性。其剧作中的人物“是共同人性的真正儿女,是我们的世界永远会供给,我们的观察永远会发现的一些人物”(同上:39)。之所以说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是因为莎士比亚揭示了极为丰富而复杂的人性,帮助我们去认识人性、理解人性。莎士比亚悲剧之所以不朽,是因为“它们仿佛是树立在我们面前的一面镜子,帮助我们人类在精神领域里加深对自己的了解”(方平1994:110)。“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就是因为莎士比亚表现了人性中普遍永恒的东西,揭示了人性中的美好与幽暗,纯净与复杂。

但莎士比亚所具有的跨时空、跨文化的穿透力和深刻性,其根本原因,还不仅在于发现了“人”,书写了“人”,刻画了“人性”,因为古今中外无数作家都写了人性。也不仅在于莎士比亚揭示了人性恶,因为写人性恶的作品也举不胜举。在莎士比亚那里,因人性恶,才产生了人生的困境,To be,or not to be?凸显了人生问题的严峻和困惑的无解。世界文学史上优秀的文学作品都与人性主题有关,其中不乏思想深刻、文学性强、富有艺术魅力的作品,但很多都属于世界文学史意义上的静态经典,而不像莎士比亚的剧作能随遇而变,随境而新。究其原因,还是因为莎士比亚不仅表现了人性的普遍状态,揭示了人性的内涵,更重要的是,他在表现和揭示的背后,赋予了对人性深刻的哲思。

三、莎士比亚的“人学”:对人性的哲思
方平(1982:14)说:“对一个有才华的、有高度艺术修养的作家来说,他一定还经常思考着:怎样努力把他的作品提高到一个富于哲理的境界,把自己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感受,凝结为一个生动的形象,凝结为最含蓄的人生的智慧,通过诗的语言,去叩击读者的心弦,在那儿唤起久久不能消散的回响”。莎士比亚之所以可以作为思想资源,具有可被多元阐释和多元利用的潜质,是因为“莎士比亚比任何作家———或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人———都更加彻底地对一切事物进行独立的再思考。他的思考不是单一的,也不是单向的;他为我们所有人思考了所有的问题”(布鲁姆2006:19)。

亚里士多德总结了悲剧六大要素,其中,戏景、唱段和言语只是装饰性要素,而“情节、性格和思想是构成悲剧的三个有机要素,在悲剧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列文2013:132)。在情节、性格、思想三个有机要素中,情节和性格是戏剧推进、吸引观众贴近人物的要素,而立意和思想则是戏剧的精髓。

莎士比亚戏剧,不仅有引人入胜的情节、个性鲜明的人物,更有深刻的思想。他既满足了观众的审美需求,又通过剧中人物来表达对世界、社会、人生、人性的某些哲思。其伟大之处,在于将引人入胜的故事与其背后的人性哲思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浑然天成。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所以深刻,皆因蕴含了以人性为中心对人类境遇、困境、欲望、生死所做的哲思。因为思想性,才使这些悲剧升华,使其超越情节和人物层面,而富有了哲理意蕴。莎士比亚剧作的思想穿透力,是人文主义思想的穿透力。尽管时代变换、历史变迁、文化殊异,但人文主义的光辉穿越了时代、历史,在不同文化中熠熠生辉,照亮人性,启迪人们对人性、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

人类共有的普遍的人性,超越了时间、空间、语言和文化,将人类联结为一个共同体,是人类无言的共同话语。莎士比亚戏剧不仅是叙事,更是揭示普遍的人性和人性的普遍内容。从《亨利四世》到《李尔王》,从福斯塔夫到哈姆雷特,从安东尼到麦克白斯,从伊阿古到爱德蒙,莎士比亚的人性探索将人类可能遇到的各种生存境遇、社会问题与矛盾,将人性方方面面的幽微曲折,都一一艺术性地呈现出来。尽管人类文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提高会带来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但莎士比亚所描写的人类境遇、欲望、情感、困惑,所刻画的人性复杂性,依然存在,依然吸引人去探索和思考。因此,莎剧尽可以用不同形式、不同语言、不同媒介、不同手段、不同场景来演绎,其人性的哲思总是蕴含其间。

孙惠柱(2008)提出了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杜丽娘的故事只可能发生在古代,不能用现代性的视角来要求它。但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大都可以让演员穿现代服装演,在英美世界甚至连台词都不用改,观众观看演出,感觉那些故事就如同发生在今天一样”。为什么莎士比亚的戏剧,演员可以穿现代服装、台词不用改,而不让人有“时代错误”之感?莎士比亚戏剧,尤其是《哈姆雷特》《麦克白斯》等经典,就像根据《史记》故事改编的《霸王别姬》,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借东风》《定军山》等京剧,其情节大多为观众所熟悉。中国古代戏剧大多是叙事,演绎故事,甚少涉及人性复杂性。其最高成就者,能用韵白或通过动作的外化,暗示人物内心微妙变化或心理活动,但很少上升到对人性哲思的层次。中国观众观看戏剧的兴奋点和兴趣点在于欣赏演员的唱念做打。而观看现代版的莎剧,观众的关注点在于莎剧涉及的人类困境和人性复杂性,在现代情境下如何做新的演绎和艺术再现,而带给人新的思考和启迪。几乎人人都有过哈姆雷特式的两难选择和犹豫不决,也几乎人人都能体会到麦克白斯内心中欲望与良知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剧场中,观众为剧情所吸引,而离开剧场,则带回了对人性、人生的思考。莎士比亚戏剧让我们进入日常生活之深处,直面人生,洞察人性。哈姆雷特、麦克白斯、李尔、奥赛罗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道出了心中的彷徨和觉悟。观众不是因为剧情,而是因为剧情所蕴含的令人深思的问题而震撼。

莎士比亚剧中人物提出的问题,穿越了时空,在现代人脑海中久久回响,不停叩问,追索答案,这时就能深刻体认波兰学者科特(J.Kott)所说的“莎士比亚与我们是同代人”(转引自沈林2010:130)。

过去,我们分析、探讨“莎士比亚化”,往往按现实主义的文学原则来解读莎士比亚,关注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阔性、情节的丰富性、人物性格的逼真性,等等。用现实主义阐释莎士比亚,把他作为现实主义的代表,看似是对莎士比亚的褒扬,实则是对其窄化和浅化,没有挖掘其更为深广的意义。“莎士比亚化”就是以人和人性为核心,在不同的生活情境和各种社会矛盾中,艺术性地照现人性的不同层面和不同侧面,生动地表现其幽微曲折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莎士比亚不仅开创了文学创作的诗学方法,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社会、思考人生、反思人性的视角。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莎士比亚创造了我们。

人类所经历到的各种人生处境、遭际,体验到的情感、心理等,作家不断地书写,就构成了文学的主题。文学主题就是人生的遭际和生命体验。莎士比亚的创作触及人类生活、情感的方方面面,因此其作品几乎涵盖了世界文学的基本主题。人性、命运、爱情、欲望、苦难、孤独、愿景与现实的冲突等主题都可以在莎士比亚作品中找到,几乎成为世界文学的主题库(thematic repertoire)。但作家的文学经典地位不是由作品的数量、主题的多寡决定的,因为主题本身并不能决定作品的层次和经典性。主题也有层次之分,可简括地划分为情节层面和人性层面。情节层面,主要是叙事,虽然与人性相关,但主要还是反映人物的社会生活内容。因此,作品经典性地位的建立,还是看其能否从情节层次上升到问题层面,从问题上升到思想、哲思层面。很多历史故事素材,一经莎士比亚之手,就能上升到人性哲思和人生哲学的层次。《哈姆雷特》就是如此。“《哈姆雷特》是戏剧史上一个奇迹,奇在剧作家把一个充满血腥气的中古式报仇故事写成了一个不仅情节生动而且思想深刻的近代戏剧”(王佐良1996:41)。正如钱理群(2007:305)所言:“真正深刻的作家,他们不仅关注、执著于国家、民族、社会人生,使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更注目于人类共通的精神问题、人性问题,在作品中的现实意义、价值之上更追求一种超越国家、民族、时代的具体时空的全人类意义与价值”。莎士比亚,就是这样“真正深刻的作家”!

四、有意味的形式:莎士比亚的经典性与艺术性
一部作品,如果仅有深刻思想,还不足以成为文学经典,还需要有“有意味的形式”(Bell 1913:8)来艺术性地呈现那些思想。Langer(1953:40)指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艺术家“是靠其对情感符号形式的直觉,并有意识地将感情认识投射进客观形式之中而成为艺术家的”(同上:390)。若作品只有思想而无文学性、审美性,就成了席勒式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莎士比亚戏剧大多据人物传记、编年史籍、传奇轶事改编而成(参见Wells2000:143-162)。莎士比亚的关注点是揭示人性,而不是重述历史故事。因此,历史故事、传说一旦成为莎士比亚的创作素材,甚至别人写过的戏剧题材一经莎士比亚的改编,就升华到“有意味形式”的人性探索,成为融思想性与审美性于一体的戏剧杰作。如果我们将莎士比亚创作的来源素材与戏剧进行比较,就能看出莎士比亚是如何将来源材料进行文学性加工、改造而点石成金的,也能体会到什么是历史故事,什么是文学作品,什么是“文学性”。

爱默生说,莎士比亚“刻画普遍性的人,描写那个时代及那个时代人们的所作所为。他洞察芸芸众生的内心世界,他们的道德情操,他们的深思熟虑,他们的奸诈,他们的无心之失。……而正是他的这种对人生真谛的大思考、大智慧,才使得作品的形式……被衬托得无足轻重;关心作品的形式就好比对传达圣旨的纸张的质地优劣提出疑问”(转引自布鲁姆2006:7)。爱默生强调莎士比亚对普遍人性的刻画,对人内心世界的洞察,对人生真谛的深思,无疑是正确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作品形式“无足轻重”。莎士比亚如果只关注“刻画普遍的人”而忽视形式,那么其剧作的经典性和世界性可能就大大减损,因为“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布鲁姆2016:24)。莎士比亚不仅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性和人类普遍的情感内容,作为杰出的戏剧家,他还以高超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将思想所触及的人性内容以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在莎士比亚戏剧中,人性和文学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古往今来,无数作家、评论家对莎士比亚惊人的艺术造诣表达了赞叹和无限的敬仰。蒲柏(A.Pope)赞叹:“莎士比亚对诸如愉悦与愤怒这样截然相反的情绪,能掌握得同样成功;他对描写人性的伟大和可笑同样在行;对刻画我们最圣洁的柔情与最虚伪的脾性,或是我们最强烈的激情与最无聊的感受都同样精通。这是多么令人感到惊奇!”(转引自王守仁、林懿2014:86)。曹禺(1982:5)感佩:“莎士比亚的变异复杂的人性,精妙的结构,绝美的诗情,充沛的人道精神,浩瀚的想象力,是任何天才不能比拟的”。

莎士比亚的艺术魅力,首先在于人物塑造。其“独特的伟大之处在于对人物和个性及其变化多端的表现能力”(布鲁姆2016:51)。哈姆雷特形象的塑造,就典型地体现了莎士比亚这种“独特的伟大之处”。关于哈姆雷特的延宕,有多种解说。布鲁姆(H.Bloom)提出了一个颇有新意的解释。他认为,《哈姆雷特》所表现的,“既不是对死者的哀悼,也不是对生者的复仇,而是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哈姆雷特所意识到的、无边无际的自我内在意识的挣扎”(参见江宁康2005:146)。因为延宕,才有机会将人物内心的复杂活动展示出来。有学者认为,哈姆雷特误杀波洛涅斯而轻描淡写;为复仇佯装疯癫,无情粗暴侮辱奥菲莉娅致其精神失常而无动于衷;偷改国书致使其昔日同窗好友上了断头台而为自己狡辩开脱,等等,均非一个人文主义者之所为,因此认定他不是个人文主义者(从丛2001:75-76)。这里姑且不论哈姆雷特是否是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对哈姆雷特的如此塑造,非常真实地刻画了一个在如此恶劣、凶险处境下的王子可能有的真实言行。更重要的是,将哈姆雷特置于此种处境之中,人性的真实表现与复杂多变,就非常真切而生动地表现了出来。因此可以说,没有哈姆雷特的犹豫、彷徨,哈姆雷特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学经典人物形象;没有延宕,《哈姆雷特》就不可能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永恒经典,而只可是一个关于复仇的通俗戏剧。

莎士比亚戏剧中通过鲍西娅、考狄利娅、朱丽叶、苔丝狄蒙娜、勃鲁托斯、罗瑟琳、米兰达等人物形象,展现了人性的美好,如真诚、正直、善良、热情、机智、勇敢、担当、光明磊落、嫉恶如仇,等等;同时,也揭示了人性中的各种欠缺与阴暗,如贪婪、妒忌、奸诈、阴险、仇恨、报复、暴怒、轻信、盲目、寡廉鲜耻、背信弃义,等等。莎士比亚对人性的弱点和卑劣的揭示,更令人触目惊心。他对人性之恶,不是抽象地叙说,更不是简单地所谓“揭露”和“批判”,而是通过具体生动的典型艺术形象自然而然表现出来,如哈姆雷特之软弱与寡断、麦克白斯之野心与怯懦、奥赛罗之妒忌与盲目、李尔王之轻信与昏聩、伊阿古之卑鄙与阴险、波洛涅斯之世故与狡黠、福斯塔夫之厚颜与滑稽、夏洛克之凶狠与自怜、爱德蒙之扭曲与野心、凯列班之愚昧与顽劣,都是如此的生动、真实,震撼人心,启人深思。

莎士比亚在人物塑造上的高妙之处,还不仅在于其人物性格的生动、鲜明,更在于他不动声色、不着痕迹地化身为人物,设身处地从人物角度出发。即使那些象征人性卑劣的恶人,莎士比亚也没有简单地把他们脸谱化,而是通过具体情节和情境,将他们的性格逻辑和复杂心理真实、自然地表现出来。这些人物似乎摆脱了剧作家的控制,能“脱离戏剧而活动”(布鲁姆2016:59),俨然是有血有肉、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他们“消解了戏剧与自然之间的界限”(同上:60),成了“自我的自由艺术家”(同上:53)。莎士比亚人物塑造艺术达到了无艺术加工痕迹的自然之境,他的人物有了自己的生命、个性、思想,有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可以按自己的性格和情感逻辑自行其是。何以能如此?其创作奥秘,可借用沈从文教导汪曾祺的创作经验来比喻:“贴着人物写”。即作家紧随人物的性格逻辑,放松对他们的控制,给予他们最大自由,让他们按自己的性格逻辑和情感逻辑来思想、行动。莎士比亚的人物塑造与思想表达,如此浑然一体,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至高艺术境界,也体现了莎士比亚诗学的至高境界。

莎士比亚的另一个艺术魅力,就是其超绝的语言艺术。布鲁姆认为,“没有一个作家在语言的丰富性上能够与莎氏相比”(同上:38)。其丰富性首先体现在每个人物性格鲜明的个性化语言,听其声,知其人。人如其声,声如其人。

莎士比亚的语言艺术,还体现在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中。现代版的莎剧,很多按原剧作演出,台词不变,但其效果和意义,可以随着不同的语境、场景、演员的表情、语调、动作的变化而变化。此神奇魅力,可能源于莎士比亚戏剧语言的隐喻性和诗性。它因事而起,但不就事论事,而缘事而发,富于哲理、充满诗意。这种隐喻性的诗性语言,能指模糊,所指多义,具有很大的生发性和张力,可容纳多种多样的阐释和演绎。语境不同,语义也就随之改变。因此,在莎剧的当代演出中,即使用原剧本台词演出,但由于立意不同,借助舞台背景的设置以及语气、语调的变化,而可产生不同的喻指和寓意。由于莎士比亚时代舞台设置朴素、简约,“剧作家被迫得用语言自身来确立情境”(Janaro 2003:242,转引自张琼2012:57)。莎士比亚不仅未受这种限制束缚,反而因难见巧,使他的戏剧语言具有了充分的弹性和无限的喻指性,耐人寻味,深刻隽永。

五、结语
莎士比亚剧作之所以没有停留在静态经典的层面,而成为跨时空、跨文化的动态经典,在于其人性主题的普遍性、深刻性及“莎士比亚化”的艺术性呈现。人性是人类文学历久弥新的永恒主题,也是人类得以沟通的共同文学话语。莎士比亚剧作,因其人性主题的普遍性,而得以在世界范围传播和接受;因其哲理性,而具有穿越时空、直抵人心的震撼力;因其艺术上的“有意味的形式”,而给予读者和观众无穷的审美感染力。

莎士比亚艺术性地揭示、刻画和展现了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将“文学是人学”和艺术的“有意味的形式”这两大文学特质有机地结合起来。莎士比亚对人性富有哲理性的揭示,成为“文学是人学”的生动典范,其高超的“有意味的形式”形成了莎士比亚独特的诗学———“莎士比亚化”。人性与文学性、思与诗、人学与诗学在莎士比亚经典剧作中得以完美地融合和精彩地呈现,由此奠定了莎士比亚的经典性和世界性。因其经典性,成就了莎士比亚之所以是“莎士比亚”;因其世界性,所以莎士比亚“说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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