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SI·观点 | 丁俊：把握时代精神，秉持爱国爱教——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问题

喀喀喀2

编者按

2016年8月18～1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宁夏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宁夏社会主义学院联合主办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坛在银川举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及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有关领导出席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兰州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宁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单位的5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论坛。会议就“伊斯兰教与中国化理论探索”、“伊斯兰教中国化实践探索”、“伊斯兰教与中国文化”、“伊斯兰与宗教中国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中东研究所丁俊教授应邀参加了本次论坛，并作了题为“把握时代精神，秉持爱国爱教——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问题”的学术发言。本微信订阅号经丁俊老师授权发布发言全文。
一、把握时代精神是坚持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的核心要义
2016年4月23日，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习主席在讲话中强调：“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 坚持中国化的方向，是各种宗教在中国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宗教”的中国化，实质是“人”的中国化，重点在“人”不在“教”，即中国化的目的是让中国的信教者成为真正的中国人。因此，我们讲“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主要是针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信众——中国穆斯林而言的，而不是针对伊斯兰教本身而言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质就是中国穆斯林的中国化，其目的是使中国穆斯林对中国更认同、更热爱，爱教更爱国，爱国与爱教融于一体，既做好教民更做好公民。

事实上，我国宗教的中国化并非今天才有的事。就伊斯兰教而言，自唐、宋时期传入中国伊始，就开始踏上了中国化的道路。唐、宋时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的移植时期，作为中国穆斯林的先民，大量来华的“蕃客”在中国久居不归，繁衍生息，他们倾慕中国文化，努力融入中国社会，开启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先河。一个突出例证是，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蕃客”大食国人李彦昇成功考取进士，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全唐文》收录了唐人陈黯所撰的《华心》一文，专门记述了記述李彥升考取进士的事：

《华心》

大中初年，大梁连帅范阳公得大食国人李彦升，荐于阙下。天子诏春司考其才。二年以进士第名显。然所宾贡者不得拟。或曰：“梁大都也，帅硕贤也。受命于华君，仰禄于华民。其荐人也，则求于夷。华不足称也邪？夷人独可用也邪？吾终有惑于帅也。”曰：“帅真荐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亦有华夷乎？夫华夷者辨在乎心。辨心在察其趣响，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礼义。是行华而心夷也。生于异域而行合乎礼仪，是行夷而心华也。若卢涫少卿之判亡，其夷人乎？金日蝉之忠赤，其华人乎？繇是观之，任其趣响耳。今彦升也，来自海外，能以道祈之于帅，帅故异而荐之。以激夫戎狄。婢日月所烛，皆规乎于文明之化。”盖华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也。作《华心》。

“华心”就相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化”，亦即成为中国人。

有元一代，不仅“回回遍天下，江南尤多”，而且开始大量“华化”，不断融入中国主流社会，为元朝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明、清之际，更有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穆斯林先贤致力于“以儒诠经”，致力于沟通中华文化与伊斯兰文化，进而使伊斯兰教与中国社会的相适应，有力地推进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步伐，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提升到哲学思想的高度，构建起颇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思想体系，指出“回儒两教，道本同源，初无二理。”他们将伊斯兰教的“中正之道”与儒家的“中庸之道”融会贯通，提出了“真忠正道”这一颇具中国特色的伊斯兰教理念，堪称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的重大理论创新。王岱舆在《正教真诠》中说：“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因人生住世，有三大正事：乃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真忠正道”涉及三个层面的和谐，一在宗教信仰层面的，要追求天人之际的和谐，即要忠主顺主，敬主拜主；二在政治立场层面的，要追求君臣之间的和谐，即要忠君顺君；三是伦理层面的，要追求人际和谐，即要孝亲顺亲。

继王岱舆后，马注、刘智、马德新等著名穆斯林学者继续沿着“真忠正道”的思路，进一步协调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同时，更从哲学的层面深入比较伊斯兰文化与中华文化，从而融会贯通，推陈出新，引导穆斯林从文化的深层认同中国。马注在《清真指南》中融入了大量儒家伦理思想。他说：“吾教道理是至中至庸、至和至平之正道。”  “西域圣人之道同于中国圣人之道。其立教本于正，知天地化生之理，通幽明死生之说，纲常伦理，食息起居，罔不有道，罔不畏天。” “客”问“儒者之道何如？”马注回答说：“宇宙间纲常伦彝，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之道，理尽义极，无复遗漏，至中至正，不偏不倚。”

刘智更是以数十年之工潜心钻研天方之经和孔孟之学，他在《天方性理》自序中说：“恍然有感于天方之经，大同孔孟之旨也”。在《天方典礼》自序中也说：“虽事属寻常，而理寓高远……虽载在天方之书，而不异乎儒者之典。遵习天方之礼，即犹遵习先圣先王之教也。……圣人之教，东西同，古今一”。刘智的著作，“并无勾深索隐之词，惊世骇俗之论，无非正心诚意之学，修齐治平之道。於至平至常之中，至精至凝之理即寓焉，以是知心同理同，而圣人之教原不以方域异也。倘非稽考精确，乌能融贯若此”。刘智在《天方典礼》和《天方性理》中充分吸纳了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和谐理念，做到了两大文化视阈的融合。

马德新对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都有高深造诣，他说：“天所通于人者，道也；人所合乎天者，德也。物之所以然，理也；事之所当然，礼也。道也，德也；理也，礼也。表里一体也。道出于天，德有于人。理乃天事之自然，礼乃人事之当然。礼合于理而发于人，为天命所当行之事，所谓天之节文也。人能体之而达乎天是所谓德也。体之而至于不自知其与天合，则无我也。无我则纯乎天理，是则所谓道也。”基于此，马德新主张中国穆斯林应当“重天道亦重人道，尊天方圣人亦尊东方圣人”。

至民国时期，有无数穆斯林仁人志士振臂高呼，醒回救国，牢牢把握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主旋律，使中国穆斯林的国家观念与爱国情怀空前跃升。

历史证明，伊斯兰教在中国一千三百多年传播发展的历史，就是在中国化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的历史。在继承伊斯兰教中国化道路上，先辈们为我们留下了丰富而宝贵的精神遗产和历史经验。值得今人认知总结和借鉴。

宗教的中国化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因此，中国化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宗教中，有的宗教已经完成了中国化，有的宗教则没有完成，这种观点是对中国化的片面理解。诚如国家宗教局局长王作安先生所说：“宗教同所在社会相适应，是宗教生存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我国宗教发展的历史，是不断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有的人说，道教是土生土长的宗教，佛教也早已融入中国社会，所以坚持中国化方向主要是针对其他外来宗教提出的要求。这是不正确的。不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或者其他宗教，都不可能一成不变，而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必须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不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要不断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充实时代内涵。坚持中国化方向，是一个不断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永远在路上，不可能一劳永逸。”  

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强调“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就是要支持我国宗教向前走，坚持中国化的方向，就是要宗教坚持前进的方向。中国化只能向前看，不能向后转，只能前进，不能倒退。在今天，历史上的中国化只能作为历史经验来吸收和借鉴，而不能重新回到过去，不能继续以过去的话语方式诠释今天宗教的中国化，更不能以封建时代的礼教附会今天的宗教。

就伊斯兰教而言，明清时期王岱舆、马注、刘智、马德新等先贤致力于“以儒诠经”，就是致力于他们那个时代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他们懂得伊斯兰教的真精神，也了解他们所处时代的中国文化与时代精神，他们为今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和文化创新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借鉴。然而，这些中国穆斯林先贤们并没有替今人做完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所有功课，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功课，还需由当代中国穆斯林去完成。因为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每个时代中国化的思想内涵是不同的。刘智他们需要做的是，要引导伊斯兰教与“孔孟之道”和明、清封建社会相适应，而今天的穆斯林，则需要引导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引导广大穆斯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显然，今天我们所讲的中国宗教的中国化不是封建化，不能以“中国化”之名行“封建化”之实，将早已过时的、落后的体现封建礼教和专权的文化糟粕再复活起来。

因此，要以发展的、动态的眼光看待宗教中国化的问题，尤其要完整、全面的理解中国化的深刻内涵。特别是要深刻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属性、文化精神与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在9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伟大历史贡献的意义在于，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彻底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这一阐述精辟地阐释了当代中国的政治进步与社会变迁，对于理解中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化”中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中国，是改革开放、发展进步的中国，是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中国。

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是要引导信教群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文化，努力把宗教教义同中华文化相融合；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自觉接受国家依法管理；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这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当代中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核心意涵，因此，正确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精神，是当代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核心意涵，是中国穆斯林在伊斯兰教中国化道路上顺利前行的重要基础。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等理念，实际上与伊斯兰教所倡导的一系列理念高度契合，因此，中国穆斯林完全可以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文化精神的高度凝练和体现，其中蕴含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开放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正确把握这一文化精神，是中国伊斯兰教坚持中国化方向的重要内涵。事实上，新中国伊斯兰教界和中国各族穆斯林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以空前的热情投身于国家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历史潮流当中，坚持与时俱进，团结进取，始终与中华民族的团结进步和新中国的发展前进保持同步，这是中国伊斯兰界的主流，当代中国穆斯林在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发生的显著变迁就生动的体现这一点。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下建立和建设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及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的崭新建筑风格与其相毗邻的古老牛街清真寺的建筑风格迥然不同，正好从一个侧面生动地体现了中国穆斯林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文化变迁。

同时，把握中国文化精神，不仅要正确认识中国文化时代性，还需要正确认识中国文化民族性。应当牢固树立各民族共创中华文明的正确观念，即中华文明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当代中国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有10个穆斯林少数民族，他们为丰富和发展中华文明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他们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同样属于中华文明的范畴。

因此，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不是汉族化，具体到不同的民族身上，就会有不同的形态，也就是说，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并非是一种表现形态或模式，其文化形态因民族的不同、甚至地域的不同会呈现出多种不同的形态。伊斯兰教的中国化强调的是中国穆斯林对国家的认同，而不是要多姿多彩、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单一化、趋同化。

二、坚持“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正确方向
伊斯兰教倡导与时俱进，强调统一性中包容多样性，坚持因地、应时制宜，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成功传播与发展与其鼓励在不同地方的本土化目前相关。因此，中国穆斯林倡导伊斯兰教走中国化的方向，不仅符合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而且也是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长期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伊斯兰教中国化不是创造新的教派，更不是制造宗教异端，中国化不能违背宗教自身发展规律，使宗教伤筋动骨。中国化的伊斯兰教依然应当是正宗的伊斯兰教。

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做好党的宗教工作，把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好，关键是要在‘导’上想得深、看得透、把得准，做到‘导’之有方、‘导’之有力、‘导’之有效。”伊斯兰教中国化应当由教内主动、自发进行，应当遵循宗教自身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不可由外部强迫进行，揠苗助长。作为外部因素的相关政策，应当发挥积极引导作用，而不能强力施压，否则会事与愿违，导致宗教畸形发展，甚至制造出新的问题。伊斯兰教界的经师与学者们，应当努力通经训，明教义，知国情，懂国策，加强经学思想建设，不断提高解经水平，致力于做中国化方向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做出既合乎教义教理、又符合时代精神的系统阐释。

作为博大的思想和文明体系，伊斯兰教包含信仰、法律、制度、功修、伦理、生活等诸多层面和维度，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要在不同层面和不同维度不同程度地进行，而不能只在一个层面进行，也不能在各个层面以同样的幅度进行。具体如何开展，需要经师、学者们细细研究，慎重而行，切忌外行随性而为，否则会制造教界思想混乱，引发教派矛盾与纷争。

在信仰层面，伊斯兰教可否中国化？如何中国化？伊斯兰教的信仰核心是六大基本信条：即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前定、信后世。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其基本信条。然而，中国穆斯林强调：“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在这里，“爱国”被提升到信仰的高度，就是说，作为中国穆斯林，爱国是其最根本的政治信仰，爱国不仅不与宗教信仰相抵触，而且相融合，密不可分。对此，先贤王岱舆已从理论上予以阐释，提出了“忠主”亦“忠君”的“真忠正道”的学说，强调“夫忠于真主，更忠于君夫，方为正道”， 成功调和了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在今天，中国穆斯林既恪守信仰，又坚持爱国，爱国与爱教早已融为一体了，就是说，爱国主义精神已经是中国穆斯林信仰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教法层面，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内容相对教义层面要多得多，而且也比较复杂。中国穆斯林需要很好地协调教法与国法的关系。树立遵守教法就要遵守国法、合格的穆斯林首先应是守法的公民的理念。实际上，从伊斯兰教的角度讲，教法中的许多律例需要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变通。再者，从“法”作为追求公正的精神层面讲，教法与国法是不会有根本性冲突的。比如说，伊斯兰教主张限制多妻，倡导一夫一妻，作为中国穆斯林，遵守一夫一妻的国家法律，实际上与教法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当代伊斯兰教法学界甚至倡导构建“穆斯林少数族群法”，说明伊斯兰教在教法领域是可以为那些生活在非穆斯林国家的穆斯林少数群体提供特殊灵活性的余地。教法领域的中国化问题涉及面广，内容浩繁，教界应有足够的研究，特别是要对教法原则与细节问题予以区别，把握教义的恒数与时代的变数之间的平衡关系，引导广大穆斯林既能保持自身端正的信仰，又能很好地适应和融入中国社会。

在宗教功修层面，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也需要探讨。虽然作为伊斯兰教基本功修的“五功”不能减为“三功”、“四功”，也不能增为“六功”、“七功”，然而在一些具体的操作层面，同样存在中国化的余地，只是要分清教法中的原则于细则、恒数与变数，切忌乱动手术。比如“天课”收缴、管理与施舍、“朝觐”的组织与管理等问题。有关方面曾将未经同意的私自朝觐称为“非法朝觐”，现改称为“零散朝觐”。“零散朝觐”虽在教法上够不上“非法”，但为了朝觐工作的有序开展以及穆斯林大众的集体利益，每个穆斯林应该有义务遵守和服从国家统一组织朝觐的相关规定。那些千方百计（甚至通过行贿、偷渡、欺骗等手段）私自完成朝觐者与那些因为遵守规则而延迟朝觐者相比，恐怕后者更加接近或符合教法的宗旨。再如，聚礼日的“胡图白”（演讲），中国穆斯林习惯上分为两部分进行，第一部分以汉语或民族语言讲“瓦尔兹”，第二部分在用阿拉伯语诵读经训，劝导信众，这种做法就是结合中国穆斯林实际而采取的灵活变通的做法，在教法上属于细节问题，是完全可以变通和灵活处理的。

在伦理层面，伊斯兰教在中国化方面有很多值得开拓的空间。伊斯兰教有丰富的伦理思想，中国文化也非常强调伦理道德，相互间有很多互通与兼容的地方。在当今时代道德滑坡危机频发的时代，努力挖掘伊斯兰教及中华文明丰富的伦理思想资源，对于建设和睦和谐、团结友爱社会秩序，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至于在生活层面，中国穆斯林的中国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除了遵守基本的宗教禁忌外，中国穆斯林在衣食住行方面基本上与其他普通中国人已没有太多差异了。

概言之，坚持中国化的方向，既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发展千余年的历史经验，也是伊斯兰教今后继续顺利发展的客观需要。没有历代穆斯林先贤在中国化的道路上的艰辛努力与正确把握，伊斯兰教就不会成功融入中国社会，传播发展至今日。伊斯兰教在中国要继续顺利传播和发展，中国伊斯兰教界和各族穆斯林就必须正确把握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坚持与时俱进，把握好伊斯兰教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原则性与灵活性、教义教理的恒数与时代发展的变数之间的平衡，以更加自觉和自信的勇气、更加开放包容的胸襟，秉承传统，恪守中道，融通百家，涵容万象，努力展现当代中国穆斯林“爱国爱教”的新气象、新风貌，在伊斯兰教中国化的道路上创造出新的建树，谱写出中国伊斯兰文化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注：更多发言请点击本订阅号今日发布的《“伊斯兰教中国化”论坛发言摘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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